解讀《史記》的史料來源

　　《史記》內(nèi)容的博大與其史料的來源是不無關(guān)系的。筆者在反復(fù)研讀《史記》和相關(guān)研究淪著的基礎(chǔ)上，認(rèn)為《史記》的史料來源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 。

　　一、書籍

　　元封三年司馬遷任太史，至天漢三年遭李陵之禍，出獄后“為中書令，尊寵任職�！�.司馬遷先后任太史公、中書令的特殊經(jīng)歷，使得他得以廣泛地接觸到各種文書檔案，這在《史記》中有明顯的反映。

　　譬如，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記侯國國名、侯功、戶數(shù)、始封年月日、益戶、徙封、莞嗣、誅兔、侯第等，非常具體:《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》載諸侯王的始封、徙王、入朝、除國、誅滅、自殺、莞嗣、溢號等，詳盡且系統(tǒng):《惠景間侯者年表》、《建元以來侯者年表》、《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》諸篇，記載侯國基本情況，亦頗詳明《惠景間侯者年表》云“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”，“長沙王者，著《令甲》”。作者所讀史料，都屬于國家檔案一類，《史記》王侯諸表，應(yīng)是依據(jù)這類資料整理而成書籍。司馬遷自幼受其父的影響，博覽古籍經(jīng)書，無所不讀，可以說，凡漢代以前古書，如經(jīng)書、國語、國策、楚漢春秋、諸子、騷賦等都是他寫史的主要來源�！读鶉�年表》序言云:“秦既得意，燒天下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為其有所刺譏也�！对姟贰ⅰ稌�》所以復(fù)見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記獨(dú)藏周室，以故滅。惜哉，惜哉!獨(dú)有《秦記》，又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。”

　　從這段文字可知，諸侯史記也是司馬遷著重閱讀，獲取史料的來源。秦火之后，諸侯史記基本上都己損失，但無疑這些資料對司馬遷創(chuàng)創(chuàng)《史記》是至關(guān)重要的，故而司馬遷曾專門外出尋求諸侯史記。據(jù)衛(wèi)宏《漢舊儀》云:“司馬遷父談，世為太史，遷年十三，使乘傳行天下，求古諸侯之史記�！薄�雖原始史料與現(xiàn)在《史記》中所記內(nèi)容有所出入，但那都是經(jīng)作者改寫熔鑄而致。資料來源于諸侯史記是確鑿的，孫德謙曰:“《史記》本紀(jì)、世家，其間多有稱‘我’者，如:《秦本紀(jì)》桓公三年‘晉敗我一將’，昭襄王三十一年，‘楚人反我江南’，《吳世家》‘吳伐楚，楚敗我?guī)煛�，諸如此類，或以為史公刪之未盡者，不知既用舊文，當(dāng)留存之，有不必刊削者也。蓋周時列國諸侯各有國史，一國之史言‘我’，所以別于人，故謂之‘我’者，為其國史之舊可見矣。”父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載錄各國事件時，常用第一人稱代詞“我”字，我們從中不難斷定主方和客方，因而確定作者是依據(jù)哪國史記來寫定這些文字的。

　　在閱讀諸侯史記之外，司馬遷還廣泛閱讀了其它書籍，這在《史記》的許多篇章里都有明確的說明。如《三代世表》中說“余讀《諜記》，皇帝以來皆有年數(shù)……于是以《五帝系諜》、《尚書》集世紀(jì)皇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。”:《管晏列傳》中說:“吾讀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馬》、《輕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))"《司馬攘直列傳》中說“余讀《司馬兵法》，閡廓深遠(yuǎn)，雖三代征伐，未能競其義”:《五帝本紀(jì)》中說“護(hù)觀《春秋》、《國語))"《屈原賈生列傳》中說“余讀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降》等等。

　　二、檔案

　　司馬氏家族世為史官，司馬談曾任太史公，后來司馬遷又繼任父職《太史公自序》云:“(司馬談)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，鈾史記石室金之書”鈾，是綴集的意思:石室、金，都是國家藏書之處太史一職，為司馬遷充分利用國家圖書資料提供了便利。因此，漢初檔案如詔令救命、記功冊，臣下百官的書奏議疏等都能見到，并且用作寫史的資料。這一點(diǎn)，也可在《史記》中得到證明。如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中說“余讀高祖侯功臣，察其首封，所以失之者”:《儒林列傳》中說:“余讀《功今》，至于廣厲學(xué)官之路”等等。《隨書·經(jīng)籍志》云:“武帝置太史公，命天下計(jì)書，先上太史，副上相，開獻(xiàn)書之路，置寫書之官，外有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，內(nèi)有延閣、廣內(nèi)、密室之府”《太史公自序》云:“百年之間，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(xù)纂其職。”秘府藏書豐富，司馬遷可以自由翻閱查檢，這是《史記》能夠順利撰寫的一個重要前提。

　　三、游歷

　　為了著《史記》，其游歷是極其豐富的《太史公自序》云: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疑，游于沉、湘:北涉注，講業(yè)齊、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(fēng)，鄉(xiāng)射鄒、峰:厄困都、薛、彭城，過梁、楚以歸。于是遷仕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鄧、竿、昆明，還報命”可見太史公游歷范圍之廣。從《史記》各篇來看，太史公到過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。如《五帝本紀(jì)》中說“余嘗西至嶺蛔，北至琢鹿，東漸于海，南浮江淮”:《河渠書》中說:“余登廬山”:《魏公子列傳》中說:“吾過大梁之墟”:《屈原賈生列傳》中說:“余……適長沙”:《龜策列傳》中說:“余至江南”:《伯夷列傳》中說:“余登箕山”:《蒙恬列傳》中說:“吾適北邊……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”;等等這些反映了他的足跡幾乎遍布全國，同時也說明了他周游各地與’弓作《史記》的密切關(guān)系。

　　王國維云:“史公足跡，殆遍宇內(nèi)，所未至者，朝鮮、河西、嶺南諸初郡耳。”耳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太史公的游歷，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，擴(kuò)大了見聞范圍，這為完成《史記》創(chuàng)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證。

　　四、見聞

　　《史記》中所載的一些內(nèi)容，是作者親身經(jīng)歷所得的材料司馬遷所任太史公、中書令二職，地處樞要，侍從皇帝左右，有機(jī)會參與一些重大的事件。如《封禪書》載:“文成死明年，天子病鼎湖甚，巫醫(yī)無所不至，不愈。游水發(fā)根言上郡有巫，病而鬼神下之……其事秘，世莫知也。”文中指出:神君之事極其秘密，“世莫知”，而作者卻對神君的言淪，行動了如指掌，這其中的原因司馬遷在《封禪書》的贊語中為我們作了解釋:“太史公曰:余從巡駕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。入壽宮侍祠神語，究觀方士祠官之意，于是退而淪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，具見其表里�！睋�(jù)此可知《封禪書》所記載的內(nèi)容也與作者親歷有著很大關(guān)系。

　　此外，《史記》中所載的有些人物是與司馬遷有過交往的。如《屈原賈生列傳》云“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，而賈嘉最好學(xué)，世其家，與余通書”:《張釋之馮唐列傳》云“(馮)遂字王孫，亦奇士，與余善”:《田叔列傳》云“仁與余善，余故并淪之” 這些從見聞中得來的材料，不僅增加了史料來源，而且增強(qiáng)了《史記》內(nèi)容的真實(shí)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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